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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公告

      南方周末刊發《石油系“反綠”》

      來源:環評公眾參與網   時間:2013-10-23

      石油系“反綠”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呂明合 袁端端 馮潔 實習生 李一帆 龔君楠

      2013-09-12 13:35:59



      讓每滴油閃爍責任之光

      綠色新聞部

      中央操心石油系反腐,我們更揪心石油系“反綠”。

      反腐事關企業倫理,能滌蕩風氣,而“反綠”攸關環境根本,著實遺患無窮。兩者疊加,隱射的無不是以兩桶油為代表的央企在社會屬性上的角色缺失。

      央企之所以為央企,首要在于國家責任和社會擔當,環境保護應是關鍵要義。這遠非資產增值、利稅貢獻、躋身500強等經濟指標所能替代,亦不應被能源安全、資源保障的宏觀作為而刻意遮蔽。

      斥之切,因為責之重。兩桶油倚國家之勢,挾人民之資,理當綠色當頭,雖萬難而無可推卸。

      此專題正是試圖追問“全局性、系統性”的環境失責所謂何來,并努力體察產業帝國綠化的何其艱難。

      這種艱難和復雜見諸兩個故事,分立于石油產業鏈的兩端,油品升級與油田開采,前者關乎空氣,暗含與國家政策的博弈,后者干系水土,實與地方政府的角力。居中的央企曲折盡在幾千言。

      “每一滴油都是承諾”,是他們的信條,承諾不兌現,則宣示無意義,縱然責任報告,華麗附身。

      人們期待反腐成為央企改革的契機,我們亟盼限批成為央企綠化的真正起點。

      讓每滴油兌現承諾,讓每滴油閃爍責任光彩。

      反腐聲緊,限批令急,兩桶油何以“全局性、系統性”環保失守?

      同一指標,各列數據,動輒差距十余倍,數字游戲何時休?

      內部章制齊全,外部監督乏力,封閉的監督怪圈,如何突破?

      規定動作還是借勢出擊?

      2013年9月5日,國家環保部的機關走廊里,迎來了一群特殊的客人:石油系的高管們。

      “這么大規模地上門溝通,是從未有過的事。”環保部大院內,一位官員說。

      從未有過的拜訪緣于一場從未有過的斥責。6天之前的8月29日,環保部向媒體通報“2012年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八家中央企業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情況的考核結果”。因為中石油、中石化年度未達標,環保部決定暫停審批除油品升級和節能減排項目之外的新、改、擴建煉化項目環評。

      這是兩桶油首次被環保部實行“區域限批”,力度空前。“中石化成立以來在環保上受到的最嚴厲處罰。”9月4日,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在公司內部會議上坦言。

      環保部通報之日,恰逢中石油多名高管落馬之時,此舉一度被外界解讀為,攜反腐大勢的謀定之舉,甚至有人上門來問,“發布時機為何不提前十天?”

      “這純屬巧合。”多位環保部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早在2013年5月,環保部已就年度減排目標責任履行狀況,公布了2012年的考核結果,當時的中石油、中石化赫然在列。

      而待到8月底的再度通報,只是依照國務院相關文件的例行動作。按照規定,環保部的上年度減排初步核算數據需向國務院報告,經國務院審定后,向社會公布。中央企業也參考此標準。

      不尋常的是,此次通報的嚴厲措辭,直指兩桶油的環境問題是“全局性、系統性的問題”?!度嗣袢請蟆芬嚯S后評論,中央企業本應在節能減排中率先垂范,然而兩家石油集團在環境保護,尤其是污染減排方面,交出的卻是一份不及格的答卷——如此結果,“令人遺憾,發人深省”。

      中國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第一時間就評價,“這次限批,我想應該能觸動到他們的靈魂。”

      限批令的實際影響尚未顯現,是否牽涉高層問責猶未可知。但兩桶油在高壓之下,已經有所反應。中石化甚至搶在8月通報之前就高調宣布啟動歷時三年,耗資為280億元的“碧水藍天”計劃,這被認為是迄今為止中國企業一次性投入最密集、涉及范圍最大的環保專項治理行動。

      而中石油縱然在反腐的關鍵點上,也決意拿出七十多個億整改,“他們跑到環保部來溝通,問設施如何擺布才符合環保部的要求,我們的意思是,不管你如何擺布,排放一定要達標。”環保部的一位官員說。

      失真數字編織的“責任”

      多年以來,中石油和中石化,因為環保問題而遭遇處罰并不鮮見,但大部分情況為一城一池、一事一地的追責。

      這輪通報里同樣不免驚心個案,譬如:“中石化巴陵分公司化學需氧量濃度常年超標排放,長嶺分公司氨氮超標16倍;中石油多家公司硫磺回收裝置不能正常運行,甚至個別企業在線監測系統數據弄虛作假……”

      而迥異過往的是,在節能減排上,環保部進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披露,“中石油共有115臺燃煤鍋爐,其中1/3(38臺)未安裝脫硫設施,沒有一臺安裝脫硝設施;中石化共有174臺燃煤鍋爐,約40%(69臺)未安裝脫硫設施,僅有4臺安裝脫硝設施……”

      這令民間環保機構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大呼不可思議,“脫硫脫硝是最基本的要求,很多小企業都要做到,在經歷好幾輪環保檢查后幾乎難以想象”。

      出人意表的豈是他一人,如果翻看兩桶油的年度社會責任報告,在企業的自我語境里,卻是另一番亮麗的表達。

      2006年前后,中石油和中石化均主動發布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這在央企中屬于先行者。這些圖文并茂的年度報告里,環境責任部分均是重要章節,而主要措辭無外是高度關注環境安全,順利完成減排指標之類的介紹,鮮有負面案例或問題披露。

      即便是2011年、2012年,環保部指認兩桶油未達標的年份里,中石油公司的報告顯示四項主要污染物均同比下降明顯。只有中石化在2012年的報告中坦承了氮氧化物排放不降反升。

      減排數字成了糊涂賬。以2012年的化學需氧量為例,環保部核查的數據是中石油同比下降0.08%,而在中石油報告里則是1.2%,二者相差15倍之巨。

      南方周末記者還查閱了前三年的主要污染物減排數字,發現絕大部分企業公開的數字要遠遠優于環保部的核查數字,二者相差動輒數倍乃至十數倍。

      最為夸張的是2011年,中石化寫進自己年度報告里的氨氮排放量同比下降了34.9%,而環保部的年度核查只顯示為0.19%。二者相差180余倍。有意思的是,在2011年這一夸張的數據落差之后,2012年的中石化自報數據即實現了和環保部高度一致。而中石油的單方數據則未見調整。

      同一指標,各有數據,差異甚大,是因為統計方法的區別,還是另有隱情?南方周末記者多方核實未果。

      環保部一要求匿名的官員指出,過去兩桶油的減排,都是自娛自樂式,“重點監控央企從5家變8家后,這些企業被納入正式、嚴格的減排考核指標中,問題才真正暴露。”

      在2013年5月的通報中,環保部就明確指出包括中石油天然氣廣西石化分公司、洛陽分公司等15家企業“因脫硫設施不正常運行、監測數據弄虛作假”而限期整改。

      注:中石油和中石化數字來自其2011 年與2012 年《社會責任報告》、環保部數字來自2011年、2012年年度全國主要污染物減排情況通報附表。實習生李一帆搜集 (曾子穎/圖)

      封閉系統亟待打破

      這種自我宣傳與監管結論以及公眾期待的分裂,幾乎貫穿于兩桶油的始終。

      兩桶油亦不時自言苦衷,比如提及減排,中石油亦曾在2013年6月的一篇官方文章中表露過客觀困難,一方面,生產經營規模擴大,以及現有生產系統面臨調整,企業受到能耗總量逐年增長和單耗指標下降減緩的“雙重夾擊”。另一方面,關停并轉等“看得見摸得著”的節能工作已基本完畢,而剩下的幾乎都是“深水區”,“看不見摸不著”的領域。這也多少能解釋,“十一五”的中石油可以提前一年達標,在“十二五”開端即遭遇棒喝。

      它曾立志將2013年定為減排轉折年,但不曾料到,這個轉折在一個多月后就到來了。

      社會責任報告的自說自話,還是枝節,多位環保人士直言,在很多事關綠色環保的政策決定、項目審批、事故責任乃至環評機制上,石油公司的故步自封,才更具干預和影響力。

      與大氣污染防治息息相關的油品標準問題,是其中的代表。中國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說,中國的油品標準早已落后多年。按道理,作為國企,社會責任應該放在首位。但令人遺憾的是,“新的柴油車油品標準,兩次被迫推遲,他們就是很大的因素。”

      中國環科院車用油品排放實驗室主任岳欣則見證了油品標準決策過程中,兩桶油的影響力,“他們有絕對發言權”。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確定了標準,往往要問兩大公司是否能供應。“往往是供不了一句話,就可以推翻原來草擬的標準”。兩桶油對外坦陳的最大困難正來自巨額成本的壓力,這被批評為,“只考慮企業利益,而不顧環境大局”。

      牽涉到行業規劃、項目審批和環評審查上,兩桶油的影響同樣無處不在,即便偶有挫折,也總能得償所愿。

      實際上,“從設定標準,到環境評價,到規劃建設,到生產管理,幾乎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根本不需要外面的力量。” 剛在8月份向環保部舉報中石油下屬新疆分公司7個項目環評造假的向春說。他所在的重慶兩江志愿服務發展中心,近年來一直從事環評領域的NGO工作。

      以云南安寧石化項目為例,這個項目的環評公司雖然來自山東,但正是中石油下屬的環評公司,“國家并未禁止他們做自己公司的環評。”向春無奈地說。

      這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產物。環保部一位環評官員亦承認,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條塊下,央企所在領域內的資源過度地集中,如今早已成為監管兩桶油們的負資產。“他完全可以做到自己制定標準,自己審批,自己驗收,自己監管。”

      這位官員舉例說,當年搞青藏鐵路項目環評,當時的國家環保局曾想邀請鐵道部以外的專家,以確保更為公正可靠,但最后只能放棄,“他們從1950年代就開始研究,積累資料,誰能比得過?”

      在這樣的機制和格局下,外部的專業監督力量,幾乎很難介入并發揮作用。“我們既無法影響決策,連找權威專家論證也很難。”自然之友前總干事李波說。

      為了論證不久前云南煉化項目環評報告是否有問題,他曾找過十多位專家,但最終大多數仍是石油系統內部人士。“即使退休,他們也不愿意在結論上署名”。而系統外的專家,則坦言,他們和央企有很多合作的項目和資金來源,同樣與之有密切聯系。

      事故頻發換回了什么?

      這十年,兩桶油的經濟指標,可謂輝煌,資產規模、利稅貢獻均彰顯舉足輕重地位,其在世界500強的位置也日益攀升。

      以中石油為例,從10年前的煉油能力不到3億噸,到2013年即將突破6億噸大關,奉行的是“規模先行一步”的“中國速度”。

      但遺憾的是,公共視野里的這十年,同時也是中國石化事故頻發的時代。

      2003年,重慶開縣井噴事故是標志性的起點。劇毒硫化氫奪走了243條人命,4000多人中毒就醫,10萬人連夜疏散。兩年后相隔幾米外的同一井場再度井噴。

      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致使當時的國家環保局長解振華辭職,而從2010年到2011年,大連石化在14個月內發生四次爆炸。這些驚天事故的傷害不說,幾乎每次事故中都隱現瞞報、傲慢、整改缺位、賠償折扣的橋段,幾乎摧毀了公眾對兩桶油環保表現的最后信任。

      這一次次血的教訓,確實也推動了兩桶油內部的建章立制和相應投入,以期自律到位。不少石化業內人士提醒應客觀理性看待兩桶油的履職。“要說兩桶油社會責任不夠,你看跟誰比。他們體量大、影響大,出點問題就容易形成焦點。”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石化輕紡處處長郭琛說。

      “中石油和中石化作為世界500強,技術水平非常高,一年在環保工藝上有幾十、上百億的投入,是非常大的。”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一位官員也鳴不平。

      “從上世紀80年代我進入中石化工作時就很重視環保節能。”一位要求匿名的中石化高層辯解說,“這是輿論一直以來的偏見。”當年他參與的中石油四川煉油廠,一共投資了一百六七十個億,光防滲處理這一項,投資就花了好幾個億。

      單看內部制度和規范,兩桶油這些年確實著力甚多,2006年松花江污染事件后,中石油就要求全系統地建立環境委員會和環境管理部門,甚至對級別、人力配備、培訓時間均有細致的要求。而行業內公認的HSE環境健康安全管理體系,中石油更是早在1996年就引進建立。

      但紙上制度往往在執行中屢屢失效。從環境管理上,層層分包,導致環境責任懸空。大連爆炸事故,兩家承包商祥誠公司和輝盛達公司的不專業正是重要原因。也正是在此之后,承包商安全管理被納入到HSE體系。

      但是,這些亡羊補牢似式調整難以一時撼動央企沉重的肉身。“中石油內部關系過于復雜、管理層級相互交錯、企業辦社會職能突出、安全管理過于集權等問題,都是中石油事故頻發的癥結所在。”在2010年大連石化事故后,曾多次給中石油高級管理層上課的一位能源專家分析稱。

      近年來,兩桶油不斷通過加強內部控制體系實現權力集中,卻也導致系統反應遲緩,下屬公司幾乎喪失了應對自主性。李波說,在安寧石化項目的對話中,云南分公司的領導甚至不敢當面回答問題,他們說要全部記錄下來向總公司反映。“3天以前我們再問,他的回答是,我們的問題還沒有答案。還要等總公司。”

      馬軍對此有深刻的體會。在他建立的污染記錄數據庫中,中石油、中石化的記錄位列前茅,但他幾乎從未得到過兩桶油的任何回饋。唯一的一次溝通記錄,用的還是英文,看起來,那更像是中石油的外商合資公司單方的行為,“外部的監督壓力幾乎完全被隔離,根本無從傳遞”。

      法律訴訟層面同樣未能充分傳導監督壓力。“我們遠未達到‘史上最嚴格的環保制度’。”北京大學能源與環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汪勁說。

      “在維穩邏輯下,由于環境訴訟涉及人數較廣,極易被定為群體性事件。”多次代理環境訴訟的夏軍律師感慨。這直接導致兩桶油很難像國外的同行公司一樣,感受到訴訟賠償的壓力。

      更重要的是,要“拋棄國企就是國家利益當然代表的迷思”。李波說,在過去,NGO在監督央企項目的過程中,最常遇到的,就是要被扣上影響國家利益、破壞國家戰略的大帽子。“一開始,他就將自己置于道德和正義的高地,根本不跟你討論。”

      (南方周末記者汪韜對本文亦有貢獻)

      http://www.infzm.com/content/9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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